裴余庆

2022年，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擘画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文艺界隆重纪念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习近平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周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重读党的文艺经典，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赵树理研究呈现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一、研究信息、动态与文章

（一）以赵树理及其作品为研究主题的文章篇目

1月10日《文艺报》李墨波报道《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召开》；1月15日《文艺评论》第1期于树军《“十七年”文学史上的一个复杂存在——赵树理的双重身份与农民立场及创作意识研究》。

2月10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段文昌《透过赵树理感知“今日中国”》；2月25日《文艺争鸣》第2期贺仲明《赵树理与浩然：农民审美的两种形态及命运》，10月28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10期转载。

3月1日《学术论丛》第1期裴余庆《永远的红色初心——追忆赵树理的革命文艺创作生涯》；3月15日《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期推出“赵树理研究专辑”：张永新《“地方色彩”如何“发明”：1940—1980年代赵树理评价史中的地方性问题》；史琤《从“熟人社会”到“说理的地方”：赵树理〈邪不压正〉的空间视角与土地改革》；林培源《从“下乡”到“表明态度”：论赵树理与山西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运动》。同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2期林培源《“劳动传承”，再论赵树理〈三里湾〉的“合作化”叙事》；同日《厦门理工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华文君《赵树理与〈红旗〉相关史实考论》；3月23日《山西日报》杨占平《假如赵树理还健在》。

5月15日《文学评论》第3期闫作雷《返乡文学青年如何回嵌乡土？——20世纪60年代初赵树理的相关创作与思考》；同日《炎黄春秋》第5期杜学文《“山药蛋派”：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时代硕果》；同日《文艺评论》第5期秦林芳《论解放区前期的“艺人改造》；5月15日、6月15日《中国戏剧》第5期、第6期鲁太光《未完成的〈讲话〉道路——以柳青、赵树理、周立波的创作为例》；5月19日《解放军报》傅强《为人民抒写，为时代放歌——〈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小二黑结婚〉》；5月25日《山西日报》杜学文《赵树理早期创作对新中国审美的影响——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孟苗《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座谈会在太原举行》；5月26日《太行日报》刘泽宇《党员文学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以赵树理为榜样》。

6月1日《文艺报》郝亚娟《重温〈讲话〉精神，研讨赵树理创作启示》；6月12日《山西日报》陈俊琦《沁水县将“枫桥经验”“三治理念”“树理文化”融会贯通，探索矛盾纠纷源头预防调处化解，走出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子——关注“赵树理调解模式”》；6月18日《现代文学中文期刊》第3期孙晓忠《把鬼变******——论解放区的巫神改造》（细读《考神婆》文本）。

7月20日《文艺报》傅书华《赵树理之于新时代乡村题材书写的启示意义》；7月27日《学习时报》戴和圣、黄振新《重读〈小二黑结婚〉：清粼粼的水来蓝莹莹的天》。

8月15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4期傅书华《赵树理研究的四个发展空间》；8月23日《太行日报》《〈山里湾〉长出来的“调解教科书”》。

9月17日《太行日报》潘登《赵树理的精神品质》。

12月1日《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第3期王阳《陈荒煤对赵树理的评价的变化》；同日《学术论丛》第4期裴余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赵树理的戏剧创作》；12月30日《文艺报》吴为山《品读文与画》刊发赵树理《登记》力群木刻插图。

著作

11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张中良著《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和视域拓展》，在第二章历史脉络上的现代小说第四节：从中国文学史的背景看赵树理的“三农文学”。

《中国赵树理研究》：

6月15日第1、2期合刊，“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特辑”：邱华栋《在纪念〈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杜学文《赵树理早期创作对新中国审美的影响》，杨占平《〈讲话〉精神与赵树理——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纪要》；王琦《“家庭”是如何“进步”的——试述赵树理早期小说中的“家庭”叙事》；袁盛勇、刘飞《赵树理小说叙事形式的传承与创造》；陈俊、朱庆华《赵树理创作“大众化”之策略及借鉴价值》；林培源《“劳动传家”——论赵树理〈三里湾〉的“合作化”叙事》；吕轶芳《〈小二黑结婚〉经典之谜》；张莉《重读赵树理〈登记〉：旧故事如何长出新枝桠》；龚晓萌《论赵树理小说中的农村新女性形象》；彭晓波《强势的背后——赵树理女性形象的生态主义解读》。

9月15日第3期，陈俊《赵树理小说的民族传统艺术因子探寻》；刘岩须《深刻的戏虐、喜剧的忧伤——从“三仙姑”、“小腿疼”看赵树理笔下的喜剧女性形象》；赵魁元《赵树理与老舍》；王学礼《在纪念赵树理诞辰115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刘泽宇《党员文学艺术家的责任与使命——以赵树理为榜样》；刘显沁《论抗战语境下农民之“变”的内涵与外延》；张林霞《乡土叙事的裂变与延续，从赵树理和葛水平谈起》；裴余庆《永远的红色初心——追忆赵树理的革命文艺创作生涯》。

12月15日第4期，裴余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与赵树理的戏剧创作》；仁青央宗《论“赵树理现象”的现代文学史意义》；王龙洋《赵树理的形式焦虑与身份困境》；索鹏祥：《赵树理的坚持和思考》；赵苓岑《“村公所小说家”的历史现场——再读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何浩：《从赵树理看李凖创作的观念前提和展开路径——论另一种当代文学》；李璇《赵树理与孙犁的审美差异分析》；温新瑞《论抗战时期赵树理的文艺传播意识及其与编辑实践的关系——话语夹缝中作品创作的分裂现象》；吕晓洁《谈赵树理〈“锻炼锻炼”〉》；杨占平《西戎：从“山里娃”到“人民作家”》。

（二）涉及赵树理研究并有重要论述的文章篇目

1月10日《文艺报》杜学文《把握历史方位描绘复兴伟业》；1月12日《光明日报》柳杨《新时代呼唤深入人心的文艺形象》；1月13日《人民日报》王瑨《弘扬民族文化，彰显中国风——中国歌剧舞剧院创作启示》；1月15日《小说评论》第1期贺仲明《观念与形象的多元变迁：论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女性美》；同日《艺术学研究》第1期祝东力《中国*********与文艺的历史关系与逻辑关系》；同日《百家评论》第1期丛新强等《“红色经典”文学的当代价值》；同日《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期李玉峰《汪曾祺的语言政治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兼说〈早春〉的命运》，6月28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6期转载；1月17日《文艺报》紫茵《百年咏叹百花争艳》。

2月9日《中华读书报》段崇轩《“开垦时代”：鲁迅对山西新文学的评判》；2月14日《文艺报》蒋述卓《坚守人民立场为时代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2月16日《光明日报》余岱宗《如何塑造林黛玉、关云长这样的典型形象——叩问小说的审美归属感、文化记忆与艺术境界》。

3月12日中国作家网《宗城：汪曾祺的散文是怎样炼就的？》；3月15日《文学评论》第2期颜水生《视觉想象与抒情现代性——论20世纪50——60年代小说的风景话语》；同日《小说评论》第2期于树军《山深流清泉，岭高昂白头——论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高晓声》。

4月8日《井冈山报》刘丽玲《我有为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对话江子与〈回乡记〉》；4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第4期王泽龙《中国现代文学经典重释的路径研究》。

5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5期张翔《“交互视角”下的梁生宝经验：重读〈创业史〉》；同日《北京文学》第5期李云雷《新时代视野中的“延安讲话”》；同日《党史博采》第5期赵丛浩《为人民而作，为人民而歌》；5月18日《文艺报》白烨《人民性文艺发展道路的理论指引》；5月19日《中国艺术报》张炯《影响深远的经典性理论文献》，白烨《人民文艺的理论基石》；同日《解放军报》胡松涛《繁花开满春山》；同日中国纪检监察报陈坚《党的文艺工作的奠基——重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日太原市图书馆（微信公众号）《党的文艺工作的奠基礼——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5月20《文艺报》忽培元《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5月2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把文艺创造写到民族复兴的历史上——写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八十周年之际》，王广生《文艺的百花园为人民绽放》；5月23日《文艺报》何向阳《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李云雷《在新时代学习和继承〈讲话〉精神》；同日中国文艺网胡孟祥《〈讲话〉指引下的新说书运动》；同日《解放军报》董岩、韩延哲《延安文艺******海报赏析》；同日《中国艺术报》丁晓平《延安文艺座谈会纪事》；5月24日《人民日报》仲呈祥《必将迎来文艺持续繁荣》；同日《中国艺术报》仲呈祥《里程碑之间的继承与创新》；5月25日《文艺争鸣》第5期李舫《中国文艺，让我们一起向未来——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8周年之际》；5月27日《山西日报》韩玉峰《文艺与人民同行共情》。

6月6日《文艺报》中国艺术研究院《赓续〈讲话〉文脉，开启文艺新征程》；6月7日中国作家网王冰《文艺创作应坚守为人民的初心》，梁凯《从〈讲话〉的“生活”原则看周立波的创作探索》；6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张格、袁汝婷《“重走立波先生路”：跨越时空的文学接力》；6月15日《人民日报》葛水平《品味晋城（我与一座城）》；同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6期贺桂梅《〈讲话〉与人民文艺的原点性问题》、何浩《〈讲话〉的挑战与“社会”的生成——从《暴风骤雨》和《种谷记》座谈会说起》；同日《中国文艺评论》第6期邓凯《百年文艺道路，两座醒目路标》；6月17日《文艺报》《山西日报》同日刊发张平《一位让人肃然起敬的文学前辈》，杜学文《马烽永远激励着我们》；6月20日《文艺报》徐健、康春华《青年作家眼中的“新时代山乡巨变”——写作的素材就生活在大地上》；6月24日《中国艺术报》黄高锋《新时代呼唤更多乡土文学经典》；6月25日《文艺争鸣 》第6期王晴《“写中间人物”：历史的命运与批判》。

7月3日《人民公安报》庞卫光、晋公轩《山西：太行山区革命老区呈现新“枫”景》；7月13日中国作家网明江《文艺巨匠的历史足音，光辉岁月的鲜活见证——〈彩练当空——〈文艺报〉70周年精选文丛作品卷〉》；7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7期陈晓明《漫长的20世纪与重写乡村中国——试论〈平凡的******〉中的个体精神》，同日《中国社会科学》第7期赵学勇《延安〈讲话〉与中国文艺的文化创造》；同日《文艺研究》第7期吴晓东、姜涛、李国华《在“******”与“地方”的错综中建构诗学视野——关于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的对话》。

8月12日《文艺报》朱辉军《面对山乡新巨变，作家宜先“变”》，徐健、罗建森《基层作家积极关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回到乡亲们中间，创造出真实可信的文学形象”》；同日《山西日报》杜学文《百年风华中的档案记忆——评百集档案文献纪录片〈记忆〉》；8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姜涛《〈还乡记〉与沙汀1940年代中期的文学调整——兼及国统区现实主义文学可能的路径》。

9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9期李致、冯瑶《诉苦•牲畜情结•劳动互助：马烽土改叙事独异性分析》；同日《文艺论坛》第5期张丽军《如何书写新山乡巨变》；同日《百家评论》第5期范伊宁《当代乡土小说中的党员干部形象与乡村建设关系研究》；9月25日《文艺争鸣》第9期赵勇《严肃文学的生产秘密——〈平凡的******〉的定位问题及其相关解读之一》；9月30日《中华读书报》傅书华《也论马烽》。

；10月15日《学术月刊》第10期刘东玲《“新人”的诞生：论延安文学范式的形成》；10月25日《文艺争鸣》第10期吴自强《20世纪80年代人文社的“名作重印”与“恢复现代文学原貌”》，郭冰茹《生产劳动与社会主义“新人”的形成》。

11月9日《文艺报》袁学骏《文学创作助力******推进乡村振兴》；

1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1期杨辉《“未竟”的创造：〈创业史〉与当代文学中的“风景政治”》；同日《当代文坛》第6期刘福春《从史料到文献——我所经历的1990年代》；同日《百家评论》第6期王文静、王力平：《乡土文学的历史启示与现实选择》；11月26日《光明日报》尹鸿《山乡巨变的中国故事》；11月30日，《山西日报》杨占平《西戎：从“山里娃”到“人民作家”》。

12月9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何向阳《推出新时代文学的“压舱”之作》；12月23日《文艺报》段崇轩《走近西戎》；12月26日《文艺报》李 维《以更多******作品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

二、纪念赵树理活动

5月24日，由中国作协社联部、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山西作协共同主办的“《讲话》精神和赵树理——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简称《延安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太原与晋城三地召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传达领学中央召开的纪念《延安讲话》发表80周年座谈会与中国作协召开的纪念《延安讲话》发表80周年研讨会的会议精神。山西作协主席杜学文、副主席罗向东，以及3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会议由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杨占平主持。会上，赵魁元、鲁顺民、徐大为、张卫平、杨遥、傅书华、宁志荣、郭文礼、蒋姝、张二棍等先后发言。

5月27日，晋城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联、泽州县委宣传部主办、市赵树理研究会、市戏剧协会协办，举行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与赵树理创作上党梆子《三关排宴》60周年座谈会研讨活动。

7月14日，沁水县赵树理研究会成立大会召开。

三、年度研究综述

（一）纪念延安讲话八十周年，彰显赵树理在党的文艺史上的重要意义。

邱华栋：《延安讲话》发表之后，很快在解放区出现了新的文学创作的现象和作家。赵树理便是***早拿出******作品，并长期沿着《讲话》指引的道路前进的代表性作家。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等，是体现《讲话》所提出的文艺路线的典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先进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真正熟悉农村、热爱人民，作品乡土气息浓厚，有一种新鲜活泼、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化风格。不论是在硝烟弥漫的四十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的五六十年代，其作品都真实地再现了中国农村几十年来的巨大变革，被誉为描写农民的“铁笔”“圣手”。何以赵树理能做到这一点？我想是因为他不但来自农民，而且始终不脱离农民、不背弃农民；是因为他能够深入人民群众，了解感知农民的辛勤劳动和喜怒哀乐，洞悉农村生活本质，又熟知农民的阅读水平和审美情趣。……其创作顺应了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文艺方向，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文学经典，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影响，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杜学文：赵树理早期的创作不仅在各根据地影响颇巨，在国统区也影响重大。正是在他的影响下，出现了现当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文学创作流派“山药蛋派”。当时的郭沫若、茅盾、周扬等先后撰文，对赵树理的创作予以高度肯定。当时的美国记者贝尔登撰文指出，赵树理是根据地******知名度的人物。1947年7月，晋冀鲁豫边区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像赵树理一样投入到解放战争与土地改革的实际工作当中。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做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会议总结，提出“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斗争，我们必须更好地学习赵树理同志！大家向赵树理的方向大踏步前进吧！”这一号召对赵树理的创作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评价，也非常深刻地影响了之后新中国的文学创作。

贺仲明：赵树理的农民审美观能够登上中国文学舞台，是时运和机遇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所处的是战争状态，于是，在中国社会占有人数******多数的农民地位被凸显，农民得到政治上的高度重视，二者的利益也高度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能够做到既保持自己的个性，又与时代相和谐，甚至被推崇。如孙犁的所谓评价“时势造英雄”，赵树理是特定环境下产物，特别是时代机遇造就了这样一个作家，正是因为与时代要求的高度一致，赵树理的“文摊文学家”“问题小说”的主张，以及完全本色的农民语言和农民故事，能够在《讲话》之后异军突起，乃至被誉为创作方向，产生巨大的影响。

段崇轩：山西新文学30年代的深刻变化，与全国文学的发展是紧密相连的。赵树理1929年在自新院创作的《悔》《白马的故事》，运用的是“五四”新小说的现代方法与手法。1933年后的《有个人》《盘龙峪》，开始探索通俗化、大众化道路，成功地转向了现实主义。

仁青央宗：赵树理在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中，用纯正的农民生活语言，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方向进行了整合和规范，引导作家在自我否定和反省中发生了思想的转变，逐渐构建起了具有现代文学表现特征的文学形式。赵树理现象不仅仅是从价值上偏离了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其世俗化的审美倾向践行了新文学的平民主义和左翼文学的大众化艺术理想，这一文学现象有着丰富的内涵，代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认知和基本性质。

王冰：赵树理的小说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他采用的是适合中国大众的审美习惯、欣赏趣味，能为大多数中国人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可以说，内容上的干预生活，艺术上的本土风味，构成了赵树理小说的经纬之网。

王文静、王力平：事实上，从赵树理开始，乡土文学创作进入到自身发展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乡土文学创作，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历史启迪呢？这的确是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也是一个“特殊时期”。它在时间跨度上覆盖了解放区文学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文学”，跨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现、当代历史分期。因为在这个时间段里，围绕土地问题，中国发生并实现了“土改”和“合作化”两个天翻地覆的历史性变革。现实******的这种巨大变革，是这一时期的乡土文学创作无法回避的时代主题。再加上1942年毛泽东《延安讲话》的发表，从理论上阐明了文学艺术的工农兵方向，这其实也是新文学大众化努力的现实路径，乡土文学创作再次迎来了高光时刻，郭沫若曾将其概括为“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与“五四”时期的乡土文学相比，这一时期作家与乡土的审美也呈现出新的特点。乡土从“自在”的文化形态，变成“自为”的历史过程。

戴和圣、黄振新：作为一部引领创作风向的大众文艺作品，《小二黑结婚》契合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满足了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深受老百姓喜爱。小说还被改编成歌剧、拍摄成******，开创了中国民族歌剧的先河、成为银屏上的翘楚。

段文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赵树理作品在国际上迅速传播的前提，独特而新颖的艺术形式和多样化的思想内涵则是其作得以在国外传播的决定因素。赵树理用评书体的现代小说形式成功塑造了历史变革中的中国农民形象，他的作品以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和通俗易懂的语言真正融入了当时农民的文化生活。正如小野忍所指出的，赵树理对中国农民特有的幽默感和乐观精神的刻画，是其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深受中国民众欢迎的重要原因。

（二）重读经典，赵树理研究不断拓展出新的路径。

1、关于新人

何向阳：鲁迅之后***深切体察农民的作家，当属赵树理。但赵树理笔下虽有二诸葛、福贵、三仙姑、小飞蛾延续着闰土、阿Ｑ、祥林嫂的命运，却出现了更多小二黑、小芹、铁锁以及“老槐树下的‘小字辈’”这样的“新的人”。农民中的“新人”形象的出现，使中国新文学从对“个人”的关注而跳跃到对“人民”的塑造。“这里的‘人民’不再是五四时期需要被启蒙的大众，而是历史的、能动的主体”。这一主体的发现，与毛泽东《延安讲话》把人民放在文艺创作的主体地位上的指导与引领密切相关。因有赵树理的文学，我们才完整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区人民的生活，了解到当时晋东南和晋北百姓的生产劳动、生活习惯、婚丧嫁娶、心理嬗变，并在小二黑、孟祥英、李有才、田寡妇、潘永福这些具体的农民形象中看到了人民的成长。

刘显沁：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处在一个变动的大环境之中，农民的改变既有与环境相适应的顺势而为的一面，又存在于环境相抵触的艰难性与漫长性。抗战的介入不仅加深了农民之“变”革命意义下的时代内涵，也拓展了农民之“变”的外延。抗日战争的爆发，既使得农村与城市之间空间壁垒被打破，也让不同的阶级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样，赵树理对农民的塑造不但突破了鲁迅笔下的农民停滞的生存环境，还融入“国民性批判”之中，是对“国民性批判”的填充，也是一种新解。鲁迅以未庄里的阿Q作为“国民性批判”的典型，赵树理则用李家庄的铁锁融入类型中予以回应。前者目的在于批判，落脚点是绝望，后者则试图探索批判的可能性以及考察批判之后的效果，能看得到希望。

刘东玲：“新人”形象的第三个阶段，则是在非纪实文体中，在现实原型人物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塑造人物形象。这种再加工更注重塑造超越于原型人物的人物形象。人物形象与原型相比，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或者说，人物形象的艺术虚构更突出，出现了更具文学性的“新人”形象。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创作超越了照搬现实的初级、简单的写实性，更突出艺术审美的真实性。举例来说，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这一“新人”形象，与原型人物——农村青年岳冬至因自由恋爱遭到村政权人物的打击致死的原型已相去甚远，赵树理创造性地塑造了“新人”小二黑的形象，将之塑造为敢于与乡村恶势力斗争并具有主动意识的“新人”；至此，以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新的形式作为表现特征的延安文学的范式得以完成。

张丽军：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和小芹则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形象。当时解放区乡村兴起了《小二黑结婚》的接受热潮，各地纷纷改编为地方戏，上演不同剧种的改编剧本，形成了一种乡村新时尚：男青年要做小二黑，女青年要做小芹，争取婚姻恋爱自由，热烈拥护新革命政府。

2、关于农业合作化

林培源：《三里湾》是当代文学史上******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它取材于赵树理在山西省平顺县川底村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工作的经历，因反映了“农业生产的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这“两条路线”的“斗争生活”而闻名。近年学界对《三里湾》的讨论大多集中在小说怎样书写“集体”、村庄作为小说的主人公，以及《三里湾》在叙事上的“新变”等问题上。在这些问题以外，《三里湾》关注的是“处在同一个环境里”的“人民内部矛盾”，力图传达的是历史中的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它的故事主要发生于家庭空间内部，重心落在家庭成员关于是否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分歧上，形成“劳动传家”的叙事。“劳动传家”指的是凭借调和个人与家庭的矛盾（而非将个体抽离出家庭）以适应集体劳动生产体制的需求。《三里湾》对“劳动传家”的书写，有力地回应了乡村社会在合作化运动中如何完成“家庭变革”的难题。

郭冰茹：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劳动是一个关涉人的自我发展、自我解放和自我实践的历史性范畴。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将个人组织进农业集体化、******工业化的社会生产中，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也对社会主义“新人”提出了新的要求。生产劳动形塑了“新人”的身体和思想，参加集体劳动帮助“新人”实现了个人价值，拓宽自我发展的空间，但服务于政策宣传的“新人”形象也悬置了集中劳动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在社会主义建设被纯粹化为革命愿景、被浪漫化为理想主义情怀的年代，生产劳动对“新人”形象的建构丰富了我们对“劳动”概念的理解，也为我们重新理解历史与现实、纪实与虚构、写实与想象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探索（以《三里湾》《“锻炼锻炼”》为例）。

于树军：赵树理在其合作化小说中如实展现了1950年代山西农村的真实情形与农民的思想状况。一方面表达了对合作化运动的高度认同感与支持态度，通过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以教育改造自私落后的农民群众。另一方面，他也将自己长期下乡体验生活，与农民一同生活劳动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反映在了小说中。通过发表公开信、座谈会发言等方式表达了对合作化运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的质疑和不满，在经过亲自调查研究之后，将意见和对策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汇报。赵树理所扮演的“宣讲员”与“谏言者”这一双重身份与农民立场的形成，在其文学作品与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以及如何客观辩证分析和评判赵树理的复杂身份与创作意识，需要结合“十七年”特殊的历史语境与相关史料予以集中梳理和考察，理清问题的来路，进而对赵树理的创作姿态有一个较为深刻的把握。

3、关于女性形象

龚晓萌、姚秀锋：在赵树理叙述的一系列农民形象中，农村女性形象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形象系列，一道独特的风景。赵树理刻意以农民的视角来写农村的女性，这种文化视角使他笔下的农村生活展现出自身的丰满性，使农村女性形象更真实生动，更具有别样的魅力。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再是唯唯诺诺、恪守旧传统的女性。而是要求进步、大胆反抗、要求自身解放的新时代女性。她们逐渐明白，自身解放的出路在哪里，开始敢于反抗、勇于抗争。

彭晓波：作者在塑造新式女性形象时，我们看到是她们的生命特质。小芹、艾艾、燕燕大胆、热情、泼辣、开朗，她们拥有她们母亲所没有的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叛逆性，她们在追求她们的婚姻自主时是无所畏惧、毫无顾忌的。给我们读者感触***深的不是她们在新政权的支持下得到了胜利，而是她们焕发出那股来自女性的不屈的生命毅力和自我决断的生命觉醒意识。而王玉梅、范灵芝、玉兰是社会主义的知识女性形象，她们有理想、有文化、有抱负、有觉悟，她们在对待婚姻上已经不是争取自主的问题，她们完完全全把主动权握在自己一人手中，如灵芝果断地抛开了有翼，“就打一打玉生的主意”，很有一点阿Q的说谁就是谁的味道，虽然在读者看来她们对待婚姻过于理性和功利了，但更多的是看到新社会的知识女性睥睨一切、主宰一切的泼辣的生命伟力。

4、关于地域文化

颜水生：20世纪50——60年代小说构造了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风俗图景。作家的成长离不开“地域文化精神的浸润和熏陶”，赵树理等作家都是农民出身，他们非常熟悉也特别重视描写中国农村的民间风俗。赵树理“从小喜爱民间曲艺，熟悉民间曲艺的各种形式”，他在《三里湾》中描绘演唱“小落子”戏和赶集市的场景具有浓厚的山西特色，…这些小说中的民俗活动与优美的乡村风景共同“构成了一幅没有历史感的农村生活的画卷，散发出田园诗一般的魅力”。实际上，与民间风俗图景一样，无论是日常生活画面，还是如诗如画的乡村风景，也都可以看作是古老田园诗的再造。从这个方面来说，赵树理等作家仍然沉浸于传统******观中，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设想都是朴素的、单纯的，他们对未来前景的设想都是极其抽象的。

张永新：赵树理小说与地方性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有一种更为贴切的理解。赵树理的小说与地方性并非无关，但是这种地方性不是民族******理论之下具体地域特征的呈现。赵树理小说中的地方可被视为“村庄宇宙”，它是一种相对自足、具有内在熟悉感的微型******，地方内部的变化是主导因素；同时，这种地方又具有普泛性的“超地域”特征。因此，在赵树理***初成名的一段时间，他的创作中这种地方性难于被顺畅地指认和言说，而更多作为“超地域”的能指，被视作“民族形式”的典范。这种“超地域”的特征与时代思潮产生了深度共鸣，当时代语境转换之后，“超地域”的能指链已然断裂，赵树理小说的“地方色彩”也就被“发明”出来。

王文静、王力平：赵树理在他的乡土写作中有自觉的“问题意识”，这其实就是现代性立场和视角在“大众化”“通俗化”小说创作中的表现形式。同样，乡土文学对鲜明的地方特色和异域风俗、风情的要求，在赵树理的小说中，也落实为“山药蛋派”特有的“土气息”“泥滋味”。

5、关于乡村伦理

史琤：小说《邪不压正》是赵树理透过土地改革呈现空间复杂网络的经典文本，作家尤以居住空间为基点将中国革命的乡土经验空间化，呈现出一种具体可感的空间伦理和空间政治。借助“空间”这一形式机制，赵树理灌注了深切的问题意识并试图介入宏大叙事所无法触碰的“暗角”。多种形态空间的存在与转换不仅使小说的层次、结构感愈加鲜明，也暗示了新旧格局、权力关系之间的博弈与改造。土地改革在生产新型社会政治空间的同时，亦不断与传统乡村共同体对话，试图寻找一种契合于乡土中国内在肌理的秩序重建的方案。

张中良：农村的伦理秩序是赵树理关注的热点之一，他的作品反映出带有晋东南特征的农村社会伦理状况与农民的精神面貌，如农村的尊卑秩序，有了纠纷要找有身份者“说理”的习俗，新旧交织的婚姻伦理与婆媳关系中所见出的家庭伦理，还有动不动就捆人、打人的乡间******倾向。

李致、冯瑶：在赵树理笔下，“革命的第二天”与“暴风雨”式的土地革命同样重要，因此，经由说理、诉苦、算账等方式确立起来的农民阶级主动性与乡村传统伦理秩序的变化成为赵树理土改小说中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地板》（1945）、《福贵》（1946）、《小经理》（1947）、《刘二和与王继圣》（1947）、《邪不压正》（1948）等一批小说对土改难题和中农路线的书写亦成为探讨土改工作中流行的翻身、翻心话语与解放区文艺生产机制关系的重要参考对象。

林培源：赵树理的“问题小说”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时期，是一种别致的文学生产方式，他对政治与文学关系的理解从一开始就透露出尊重人情伦理的意味。在《表明态度》的结尾，互助组众人看望永富，便是以“人情是人情，道理是道理”的伦理结构为支撑，用乡村社会的温情剥下裹在劳动动员之上的政治外壳。只有厘清这点，我们才能判定，《表明态度》虽然受到外部政治因素的影响而将合作社“改写”为互助组，但其文学史和社会史的价值并没有因此减弱。相反，它将******的宏观话语下放到微观的地方空间，对人情伦理和“情感工作”进行文学化、日常化的处理，为我们探究、理解1951年初山西省委、华北局、中共中央围绕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提供了别样的视角。

（三）新时代呼唤赵树理文学精神。

傅书华：在今天，在对乡村的文学书写中，赵树理式的以生命书写超越政治书写、伦理书写、职业书写，似乎成了新的历史性的召唤。乡村变革的诉求与赵树理的生命诉求是浑然一体的。康濯曾经形象地说过：“老赵和我下农村……有个***根本的区别，即我去农村总还是‘下乡’，是从‘上面’去‘下面’，赵树理却毫无什么上下之分，只是‘回乡’‘回家’。”这段话形象地说明了赵树理与其他人的区别。前者是由内而外的，其创作是基于生命的冲动，是以作家真实的生命的本体感受为依据，感受、衡量乡村生活的对错是非。后者是由外而内的，其创作是基于政治或伦理的冲动，是以所信奉的社会标准来理解、诠释乡村生活。前者是天然的血缘的情感的，后者是后天的姻缘的理性的。在赵树理看来，文学是变革乡村生活的一种手段与载体，而不是乡村生活为成就文学事业服务。当乡村生活为成就文学事业服务时，乡村的变革诉求就有可能被某种文学观念所遮蔽甚至歪曲。赵树理是站在乡村变革的本体性立场上，来面对及处理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的诉求，所谓的“政治上起作用”、所谓的“问题小说”都应该作如是解。这里的“政治”是符合乡村变革诉求的“政治”，这里的“问题”是乡村变革诉求中的“问题”。又由于这样的文学书写，是基于赵树理自身的生命冲动、生命诉求，所以，形成了赵树理在面对政治变革与思想启蒙时的自身的倔强不移品格。

鲁太光：赵树理扎根民间，不追求“文坛”名利，而专注于“文摊”事业，终生为满足、提高农民的文艺需求而呼吁、奋斗，创作了许许多多为农民所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普及了社会主义文艺。

朱辉军：赵树理、孙犁、柳青、周立波、浩然等，他们或长年扎根农村，或隔三岔五去乡间生活一段，与农民朋友交流交心，为他们排忧解难，逐渐成为农民兄弟的贴心人。所以生活在乡间主要从事农业劳作的农民兄弟，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自然就成为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他们的诚挚态度，他们的务实精神，他们的宝贵经验，今天依然值得我们作家认真学习和吸取。

尹鸿：人民性和真情感成就现实主义的美学风格。从某种意义上说，《山河锦绣》以及《山海情》等农村现实题材电视剧，与当代中国文学一个重要流派有相似性，似乎也在形成当代电视剧创作的“山药蛋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赵树理等作家为代表的“山药蛋派”，重视生活积累，关注农村农民，强调现实主义，忠于真情实感，采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大众化叙事，文风朴实、语言生动，善于刻画人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在塑造各种新人形象的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许多落后人物或“中间人物”，努力做到“老百姓喜欢看，政治上起作用”。“山药蛋派”的这些创作特点，不同程度地体现在《山河锦绣》的创作中。《山河锦绣》的创作成功，可以说正是“山药蛋派”所坚持的“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的又一次验证。

晋阳：山西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老一辈作家们开始，就有对新中国农村农民新面貌、新形象的生动书写和刻画讴歌。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作家，我们理应继承和发扬老一辈作家的******传统，回归乡土，亲近大地，远离喧嚣与浮躁，以山乡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时代背景，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写出广大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写出他们在面对乡村振兴和山乡巨变时的振奋和喜悦、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们基层作者的光荣和梦想，也是时代的要求和使命。

刘泽宇：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如何用文学艺术来歌颂这个伟大的时代，反映中国人民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的伟大斗争和伟大实践，是我们文学艺术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更是党员文学艺术家的神圣使命和光荣责任！在这一点上，赵树理仍然是一面旗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