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赵树理研究综述

裴余庆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对百年文学革命成果的检视中，在对70年来新中国文学实践经验的回顾和总结中，2019年的赵树理研究呈现出新的气象。

一、研究动态、信息与文章

（一）以赵树理及其作品为研究主题的论文和著作

 1月15日《理论月刊》第1期刘成才《论赵树理戏曲及其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理想》；1月15日《长治学院学报》第1期杨根红、路慧：《赵树理小说〈“锻炼锻炼”〉与“三农”问题的互文》。1月15日起《日中友好新闻》分4期连载加藤三由纪《与人民作家赵树理有缘的地方，振兴乡村——以环保和当地产业为基础》。

2月15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2期吴晓佳《“算账”书写，“翻身”的性别政治——从赵树理《传家宝》看革命的性别和阶级问题》。

3月15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黄锐杰《“翻身”与“生产”——细读1943年前后边区的妇女“翻身书”》；3月15日《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刘卫东《<“锻炼锻炼”>论争疏考与新解》；刘旭《东方化文学与中国新世纪文学的未来——以莫言和赵树理为例》；胡文曦《问题如何解决？——读<“锻炼锻炼”>中的双重难题》；王阁娟《论赵树理《“锻炼锻炼”》；董大中《颇费斟酌的两部作品》；傅书华《论赵树理小说创作对******、阶级、“整体”神话的解构》。

4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林培源《论赵树理晚期小说的风格（1957-1964）》。

5月15日《安阳工学院学报》第3期李静《“二流子”及其改造的文学书写——以赵树理小说为例》；5月15日《长治学院学报》第3期崔晓红、陈杰《赵树理小说中大团圆结局的创作意义》。

6月1日《火花》第6期杨占平《赵树理的文学成就与人生悲剧》；6月15日《长江丛刊》第17期马婧璇《赵树理小说中的女性群像》；6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罗岗、孙晓忠主编《重返“人民文艺”》一书，收入李松睿《地方色彩与解放区文学—以赵树理的文学语言为中心》、倪文尖《如何着手研读赵树理—以〈邪不压正〉为例》、张霖《两条胡同的是是非非—关于1950年代文学与政治上的多重博弈》、罗岗《“文学式结构”“伦理性法律”和“赵树理难题”，重读〈“锻炼锻炼”〉兼及“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等文章。6月15日《中国赵树理研究》第2期刊发：刘旭《<“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乡村乌托邦》；赵魁元《我读<“锻炼锻炼”>》；陈湘静《<灵泉洞>中的公社》；裴余庆《2018年赵树理研究综述》。

7月15日《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朱康《通俗化与伦理******的重建——作为“新启蒙”故事的<小二黑结婚>》；7月15日《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4期张扬《民间文化的传承者——论赵树理小说语言的民族化》；7月15日《长江丛刊》第20期德吉措、吕颖《从赵树理到季栋梁看乡村“问题小说”——以〈三里湾〉〈上庄记〉为例》。

8月5日《文艺报》赵勇《赵树理为什么常有理？——以<三里湾><锻炼锻炼>人物塑造为例》；8月15日《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第8期钱思衡《风景的政治隐喻——〈三里湾〉的风景描写》；8月山西教育出版社、中共山西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三晋英模》收入建平、晓晴、惠成《人民作家——赵树理》。8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高明《赵树理小说中的乡村变革》。

9月15日《文学评论》第5期朱康《<“锻炼锻炼”>与赵树理的小说文类学》；9月15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期陈黎明《时代激流中的“闯入者”——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文学命运解析》；9月19日《太行日报》裴余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赵树理》；9月21日《赵树理文学新干线》103期杜学文《“山药蛋派”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9月23日《北京晚报》杨庆华《赵树理：〈花好月圆〉改得好》；9月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红色名著》系列丛书再版赵树理《三里湾》。

10月3日《人民文学》第10期刘醒龙《没有形容词的三里湾》；10月15日《当代文坛》第5期王龙洋《赵树理小说的读者对象与表述方式》。

11月15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6期王晓瑜《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关系及“十七年”文学流派论析》；11月15日《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6期裴余庆《赵树理对新中国成立前后文艺发展的贡献》。

（二）涉及赵树理研究并有重要论述的论文和著作

1月1日《界面新闻》董子琪、刘亮程《刘亮程：我不知道中国作家的心灵方向，他们以故事机器压榨人生》；1月5日《新华文摘》第1期杨扬《茅盾研究点滴谈》；1月15日《文艺理论与批评》第1期贺桂梅《“民族形式”问题与中国当代文学史（1940——70年代）的理论重构》；1月15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1期姜涛《“有情”的位置：再读沈从文的“土改书信”》；1月15日《文学评论》第1期杨联芬《不一样的乡土情怀——兼论高晓声小说的“国民性”问题》；1月17日，新京报网徐学勤《<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真：汪曾祺在民间社会发现古老的民族精神》；1月23日《文艺报》向荣《周克芹的乡土创作之路》；1月25日《中国文艺评论》第1期贾振鑫《曲艺民间性的生成与演进探析》；1月26日《文学报》傅小平《<汪曾祺全集><三国戏曲集成>——以“大国工匠”精神打造时代精品》；1月27日《山西日报》李骏虎《文旅融合，筹建赵树理文学馆》；1月30日《山西日报》王春林《山西小说四十年——期待迈向更开阔境界》；

2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2期王炳中《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进展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综述》；2月15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2期刘芳坤、田瑾瑜《身为“******的孩子”——重读<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兼谈“角色型青年”马烽》；2月20日《新华文摘》第4期孟繁华《周立波：“伟大的艺术家是时代的触须”》；2月20日《中华读书报》宫立《一封短笺背后孙犁、康濯的半世情谊》；2月20日《新华文摘》第4期陈晓明《“土”与“狠”的美学：论贾平凹叙述历史的方法》；2月25日《文艺争鸣》第2期吴秀明、史婷婷《近十年来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总体图景》；2月28日《扬子江评论》第1期贺仲明《让乡土文学回归乡村——以贺享雍<乡村志>为中心》。

3月15日《当代作家评论》第2期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理论的百年流变与学术建构》；3月15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傅书华《文学创作如何走向新时代——论新时代社会生活变革与文学发展的关系》；3月15日《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2期任一江《在审美景象中重新发现社会——20世纪50-70年代文学史的一种侧面》；3月20日《山西日报》杨占平《回忆作家孙谦的文学人生》；3月23日《文学报》侯文宜《葛水平<活水>：乡村文学的一种张力》；3月25日《文艺争鸣》第3期王秀涛《******次文代会与文联的成立》。

4月1日《求是》第7期韩毓海《“文艺与人民”的随想》；4月2日《文艺报》高小立《散发着浓厚的“山药蛋派”文学气息——电影<耿二驴那些事儿>观后》；4月4日《长安学术》公众号张高领《生活与创作：柳青道路的启示》；4月15日《长安学术》公众号朱羽《柳青的“抵抗”》；4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4期李薇超《鲁迅文学院从哪里来》；4月15日《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第4期孙晓忠、廖美琳《分家立户：小生产的大转型——民国到合作化小说中的“编户”》；4月15日《文艺理论与批评》第2期李国华《如何研究革命队伍中人？——从李斌<女神之光：郭沫若传>说起》；4月25日《文艺争鸣》第4期贺绍俊《无处不在的现实主义》。

5月10日《人民日报》白烨《挺起时代的文学脊梁——经典带给我们的启示》；5月10日《山西日报》杨占平《传记文学写作体会》；5月14日中国作家网王军《全国文协成立的前前后后》；5月15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3期常彬、邓海伦《共和国文学范式的建立——以《人民日报》朝鲜战争文学文献为样本》；5月15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3期段崇轩《变革人物观念创造新的形象——关于人物和典型问题的思考》；5月19日中国作家网黄子平《论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的艺术发展》；5月20日《北京晚报》王干《汪曾祺：“小温”比燃烧更持久》；5月20日《文艺报》王道诚《民族歌剧春花绽放——2019年******民族歌剧展演述评》；5月25日《文艺争鸣》第5期刘勇、张悦《“1919.问题小说”：百年新文学的使命与焦虑》。

6月14日《山西日报》杜学文《光荣和梦想在召唤——山西文学“勾勒”新辉煌》；6月15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3期陈培浩《丰富的“矛盾” ——洪子诚文学史研究的“矛盾”与辩证》；6月15日《文艺研究》第6期南帆《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乡村形象谱系》；6月15日《文艺研究》第6期王钦《自然、偶然性与文艺实践的限度——评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6月19日《文艺报》王吉云《“文学工作者进一步联系起来”——全国文协成立大会回顾》；6月21日《文艺报》王军《使其成为实际的领导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团体——中国作协诞生记》；6月24日《文艺报》程光炜、魏华莹《当代文学七十年的分期、研究和史料价值》；6月26日《文艺报》张炯《中国文学走向人民文学大繁荣时代》；6月26日《文艺报》汪砚《<文艺报>试刊十三期回顾》；6月28日《文艺报》王秀涛《从全国文协到中国作协》；6月28日《文艺报》崔凯《传统民间说唱表现形式探源》。

7月10日《人民日报》刘兆林《太行喊山》；7月12日《文艺报》任晶晶《“我一生只有一个工作证”——访编辑家、作家周明》；7月15日《文艺报》汪砚《中国作家协会七十年》；7月15日《中国艺术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辉煌70年》；7月15日《文学评论》第4期刘江凯《******经典化视野下的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研究反思》；7月17日《文艺报》王蒙《坚持与时代同步，以人民为中心》。

8月10日中国作家网《当代文坛》张丽军、范伊宁《乡土中国文学的“农民劳动史”“乡村心灵史”——读贺享雍<土地之痒>》；8月15日《甘肃社会科学》第4期李林荣《中国当代小说文体的历史基因和文化谱系》；8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8期黄发有《论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进展与路径》；8月15日《中国文艺评论》第8期傅谨《戏曲七十年与未来遐想》；8月16日《文艺报》孟繁华《本土叙事与中国文学的经验形式》；8月25日《文艺争鸣》第8期贺绍俊《短篇小说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8月28日《文汇报》李杨《马可日记手稿入藏国博》。

9月2日《文艺报》白烨《新中国70年农村题材小说：生活与创作双重演进的时代》；9月3日《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施战军《<人民文学>始终保持文坛领先地位》；9月4日《文艺报》杨国伟《讲扎根南方大地的中国故事》；9月9日《文艺报》王干《现实主义的道路宽广而修远》；9月15日《文学评论》第5期孟繁华《建构当代中国的文学经验和学术话语——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70年》；9月15日《当代作家评论》第5期陈晓明《滕贞甫<战国红>：新农村的在地》；9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9期吴都保《“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自利性”农民形象的剖析》；9月15日《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社会版）》王贺《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70年——回顾与前瞻》；9月16日《中国文化报》王馗《中国戏剧70年的成就与经验》；9月16日《文艺报》郭保亮《“荷花淀派”的历史意义及启示》；9月17日《人民日报》铁凝《与人民一道前进——新中国文艺的初心和使命》；9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杜学文《劳动者成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9月20日《山西日报》杨占平《扎根山西 贴近人民 讴歌时代》；9月27日《文艺报》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的探索道路》；9月27日《文艺报》徐健《黄定山：我的舞台上没有严格的题材之分》；9月30日《文艺报》李晓晨《中国文学70年：与共和国同行 以精品奉献人民》。

10月7日中华文学选刊公众号孟繁华《新中国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方向——20世纪50—70年代长篇小说的一种解读》；10月11日《人民日报》公布《“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书目》；10月11日《北京青年报》周立民《“替我问候北京的朋友们”——巴金与朋友书札中的北京记忆》；10月12日《人民日报》李敬泽《写好中国故事淬炼时代精神》；10月13日《光明日报》潘鲁生《始终如一的守护与传承——我眼中的民间文艺七十年》；10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0期杨辉《总体性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10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10期姜涛《“打开一条生路”的另外路径——以朱自清对1940年代新文艺的接受为线索》；10月21日《文艺报》杨遥《山西文学：晴空一鹤排云上 碧霄长鸣七十载》；10月23日《文艺报》黄发有《新中国文学的领潮者和发起者》；。

11月1日中国作家网：向荣《两个四十年：融铸一种立场，喜获一大丰收》；11月4日《文艺报》张丽军《新时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力作面面观》；11月7日《太行日报》裴余庆《新中国的新闻出版家王春》；11月8日《文艺报》张德祥《主旋律更响亮，正能量更强劲》；11月15日《 人民日报 》白烨《把“以人民为中心”落到创作实处》；11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第11期孙元元《在“坦白”与“沉默”之间——关于乡村非虚构叙事中的两重虚构》；11月15日《太行文学》第6期杜学文《新中国文学70年：民族化的实践与探索》；11月24日《文学报》张守仁《汪曾祺：“***后一位文人作家”》；11月25日《文艺争鸣》第11期黄子平《当代文学中的“劳动”与“尊严”》；11月25日《文艺争鸣》第11期张屏瑾、罗岗、孙晓忠《再论“丁玲不简单”——“丁玲与当代文学七十年”三人谈》。

12月15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论丛》第12期路杨《“斗争”与“劳动”：土改叙事中的“翻心”难题》；12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潘莉《中国当代文学海外传播：走向均衡的文学图景》；12月25日《文艺争鸣》第12期赵勇《大块假我以文章》；12月30日《山西作家》第4期杜学文《浩浩荡荡，一往无前》；12月30日《山西作家》第4期夏禎《在黄河与长江对话活动上的致词》；12月31日《文艺报》张柠《水里的现实主义》。

二、重要研究纪念活动

2月12日，赵树理杯第二届全国书画大赛展在晋城市展览馆开展。大赛主题为“沁水风光”。

4月30日，以“千年古县如画沁水”为主题的第三届山西沁水赵树理文化旅游嘉年华在太行洪谷******森林公园举行开幕式。

7月12日至15日，由太原师范学院、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联合主办，晋城市文联、晋城市赵树理研究会协办的第五届国际赵树理学术研讨会召开。研讨会共收到赵树理研究论文46篇。13日在太原师范学院开幕并进行大会学术交流，14日参观赵树理故居与赵树理文学馆，在赵树理文学馆继续开展学术交流并闭幕。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北京语言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印尼建国大学等国内外40余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近百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围绕“赵树理与民族文化传统”“乡村振兴与赵树理研究新趋势”“国际视野下的赵树理研究”等相关论题展开深入讨论。会议期间，中国赵树理研究会学术基地在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挂牌。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赵魁元围绕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和中国赵树理研究专题，撰文《赵树理之问：是什么，为什么》。赵魁元指出，关于作家赵树理，可用四句话概括，即“赵树理方向”“人民作家”“当代语言艺术大师”“铁笔”“圣手”。“除此之外，赵树理还是戏剧家、曲艺家、编辑家、是杰出的农村社会学家和******的*********人”。之所以出现对赵树理文学“肯定—否定—肯定”的“赵树理现象”，文章提出三点原因：******，《延安讲话》、“赵树理方向”、赵树理文学之间的同、异、通及其张力是内在原因；第二，西方文学、俄苏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同、异、通及其张力是外部条件；第三，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性、丰富性、不确定性的同、异、通及其张力为其提供了生存和研究的空间。

8月14日，沁水县举办第三届山西沁水赵树理文化旅游嘉年华“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中国曲艺名家新秀“送欢笑”千年古县、如画沁水专场晚会。

12月27日，2016——2018年度“赵树理文学奖”揭晓。由山西省委、省政府设立，山西省作家协会承办，是山西省******荣誉的文学奖项。本届“赵树理文学奖”共有22部（篇、人）获奖。

三、年度研究综述

2019年的赵树理研究，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围绕赵树理文学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赵树理经典作品在城乡改革、乡村振兴中的意义、赵树理精神在新时代的学习和传承等课题开展研究探索，取得了丰硕成果。

（一）赵树理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1）关于赵树理方向

郭保亮：众所周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解放区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走大众化、民族化、通俗化的道路。赵树理1943年出版的《小二黑结婚》率先垂范，以真正的农民文学的姿态实践了“讲话”民族化、通俗化、大众化的要求。赵树理被树立为新文艺的方向，成为解放区文学的主流，也是顺理成章的。平心而论，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是有着重要革命性意义的。他改变了五四文学那种过分欧化的语言与启蒙者高高在上的精英姿态，使得自己的小说更加接近农民，从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启蒙”的大合唱中的领唱。

李兴阳：20世纪40年代，解放区发现了赵树理，周扬等人提出了“赵树理方向”。陈荒煤所阐释的“赵树理方向”的要点有三：******，有很强的政治性，站在“人民的立场”，写农民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斗争；第二，创造为广大群众所欢迎的民族新形式，一是“选择群众的活的语言”，二是“着重写故事”，三是不单独叙述和描写人物与风景；第三，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创作态度。

杨占平：作为一个有独特思想认识和艺术追求的作家，赵树理成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坛***重要的作家之一，在文学史上取得了别人无法代替的地位，更铸造了山西文学的一次辉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山药蛋”文学流派。

孟繁华：赵树理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成长的有代表性的作家。从1943年发表《小二黑结婚》开始，赵树理成为实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楷模，是“方向”和“旗帜”，是一位“人民艺术家”。他的作品被视为人民文艺的“经典”。也正是从赵树理开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才******次出现了活泼、健朗、正面的中国农民形象，中国***底层的民众才真正成为书写的主体对象。但是，共和国成立之后，对赵树理创作的评价开始发生了分歧和反复。这不仅与赵树理在这一阶段的创作有关，也与文学观念的变化有关。

陈黎明：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的文学命运并非“极左”路线的简单结果，其源头可溯至1940年代延安解放区时期，基于特殊政治文化需要，赵树理创作路向与《讲话》之间建构了一种模糊认同的关系，其创作实践同革命需求之间也同样不甚一致。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语境与文学路向发生了微调和变动，但是赵树理的创作理念和书写方式并未因之改变和调整，这种变与不变之间的错动，使得赵树理的创作与主流文艺之间的龌龊开始凸显，并随着政治和文艺路线的不断激进化呈现出难以调和的态势，***终导致其在时代激流中失去“方向”。

傅书华：赵树理文学的价值在于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远承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的传统，在内容方面，承接五四人的文学的精髓，并将这两种继承与其时延安文学以整体对抗资本经济的价值需求水******融。如何将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传统与五四文学传统合乎逻辑地融入与现代大众文学，赵树理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也是今日中国文学在应对社会现实生活时，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绕不开的一个巨大存在。

金春平：对赵树理小说的文学史定位与评价，往往呈现出多维度的极端性或不确定性，从而使赵树理文学成为一个具有中国化特征的“历史问题级现象”，作为一个具有典范性的文学史“问题”。乡村话语、******话语、个体话语之间，在不确定的历史时期的一致与顺承、抵牾与相悖，造成了对赵树理小说创作评价的诸多“吊诡”，某种意义也是解开其人生与命运“跌宕起伏”的身份密码。

南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赵树理方向”之所以赢得广泛的肯定，一个重要原因是成功展示了乡村文化的美学魅力。《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地板》以及《邪不压正》等一系列作品不仅刻画了一群生动的农民形象，同时还创造了评书体的小说形式。情节连贯、有头有尾、波澜起伏、脉络清楚、叙事明快、简约幽默，这些编码特征多半脱胎于传统的评书。20世纪40年代之后，赵树理的风格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成功，常被看作民族的、乡村的美学范本回应乃至抵抗现代城市文化。

林培源：作为《讲话》后***早被树立为“方向”的作家，赵树理与当代文学史的关系向来充满张力。1957—1964年，赵树理的晚期小说经历了转折，呈现出别样的叙事风格。这一转折与其早期的文学实践和“问题小说”既有连续又有断裂。这一时期的赵树理小说囊括了“歌颂”与“暴露”两种叙事姿态；叙事声口的变化和书信的嵌入，也使其文本出现了从时间性的听觉叙事向空间性的视觉叙事的“逆转”。

贺绍俊：赵树理在延安时期被看成是代表了文学的方向，这个方向就是文学为人民的方向。赵树理在小说中的确是站在农民的立场，讲述普通农民的故事。但后来发现，“为人民的方向”与“站在农民的立场”这二者还是有差异的，人民的方向中的“人民”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而赵树理笔下的农民是具体的、生活化的农民。所以在赵树理眼里，具体的农民常常会和抽象的人民产生矛盾。他把这种矛盾写进了小说，由此在那个极“左”的年代遭到了批判。

刘勇：针对“赵树理：文学的还是政治的；民族的还是******的”这一问题，我认为赵树理的文学史地位归根到底是由赵树理的文学价值决定的。赵树理的文学价值不在于他是解放区土生土长的农民作家，而在于他始终为农民而写作的追求和态度。更重要的是，赵树理的作品绝不单是大众化，更有着一种由浅入深的思想启蒙，与鲁迅相比，只是方法与路径的不同。赵树理的地位与其文学的意义紧密相关。而赵树理的******影响归根到底是由赵树理的民族特色形成的。这一民族特色绝不仅仅是民族风情与乡土风采等，而是表现在一种深入骨髓的自古有之的民族意识，即责任和良知。赵树理的民族意识与整个人类整个人性相通，是赵树理走向******的根本原因。另外，我认为赵树理还与契诃夫的精神相通，都看到了农民的复杂性。

（2）关于“山药蛋派”

李俊虎：山西文学是山西在全国的文化地标性名片，“山药蛋派”作家以赵树理为旗手，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为主将，他们的作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影响到中国革命、社会和文学艺术的发展进步，奠定了山西现实主义文学重镇的地位。

白烨：当代文学的不同时期，农村题材小说所以佳作连连，精品甚多，是因为我们有一批进城不离乡、心系农村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已在北京工作的赵树理，从1951年起，每年抽出半年多时间回到晋东南家乡一带，深入农村生活，了解农村现状，这种与生活的紧密联系使他相继写出长篇小说《三里湾》、短篇小说《实干家潘永福》等堪称经典的作品。“山药蛋派”作家们都是从人民生活里“泡”出来的。

高小立：从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到马烽的《吕梁英雄传》，“山药蛋派”文学除了从叙事风格上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和说唱艺术传统，语言朴实精练、通俗易懂外，一个***为鲜明的艺术风格就在于对农民本体塑造的仰角模式，即通过农民本体的价值观、审美观来叙事，加上幽默诙谐的农村生活化语言，受到普通大众喜爱。

张柠：河北以孙犁为代表的“荷花淀派”和山西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是中国当代文学中两个******的文学流派。这两个流派都是以现实主义风格见长。但它们的风格不一样，差别很明显。一个在泥里，一个在水里。“山药蛋派”是长在泥里的现实主义。“荷花淀派”是长在水里的现实主义。泥巴和水是作物和植物的根基，因而也是农耕文明的根基。可见，这两个现实主义流派，是属于传统农耕文明现实主义流派。跟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的现代城市文明现实主义差别很大。

（3）关于短篇小说

黄子平：五十年代初的短篇小说是无数未经加工的素材的堆砌。茅盾当时抱怨道：“作品中的故事比人物写得好”“在故事方面，有机的结构还比较少见。”在这种情况下，赵树理的短篇创作闪射了独树一帜的光彩。以“赵树理方向”为旗帜、以农村生活的社会变动为题材的作家作品群，毕竟是五、六十年代短篇小说***有份量的一页。这些短篇作为尖兵和前卫，与《创业史》《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构成了如鲁迅所说的“巨细高低，相依为命”的历史关系。

张扬：赵树理小说的语言充满了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将民间文艺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于小说创作，反映了本民族风格，体现了民族精神，是民族化的表现。通过对语言特色的分析，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小说中蕴含的民间语言艺术形式以及农民群众的口语表达。作品语句通俗生动，简单凝练，贴近生活且富有画面感，展现了板话、顺口溜、快板、曲艺等民间艺术形式的魅力，******的民族品质跃然纸上，在渴求解放的时代，激起了人们心中的涟漪。

李春雨：赵树理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经典作家，在汉语国际教育中有着独特意义，其作品的中国化、民族化引起了外国读者的兴趣。在汉语国际教育中讲好赵树理的故事，需要有四个维度：一是要把赵树理与中国古老的文学传统结合起来解读；二是要把赵树理与中国现当代文学新的传统结合起来解读；三是要把赵树理放在中国社会发展变迁的进程中来解读；四是要把赵树理放在中国文学新旧交汇中、严肃与通俗文学的交融中来解读。从文学的角度来讲，这是***重要的一点。

王龙洋：1940年代，北方农民文盲率极高，以文字为媒介的小说很难被农民读者直接阅读。赵树理以农民为写作对象，但农民却无法阅读他的小说，这导致小说作者拟想的读者和实际的读者并不一致。赵树理小说通过视听媒介的转化，深入影响了农民的日常生活，农民以一种间接的方式成为了小说的“读者”。这种真实的读者与拟想读者的分离极大影响了赵树理小说的表述方式。赵树理小说的口述化表述营造了有声的小说******，这暗示了小说叙述的时代向视听抒情时代的转变。

（4）关于乡土小说

杜学文：赵树理的作品地方色彩鲜明、乡土气息浓厚、语言新鲜活泼，真实再现了二十世纪中叶我国农村的历史性变革，成功塑造了我国农村各式独特的人物形象，创造了雅俗共赏的新文学文体，为新文学增添了新的表现内容和艺术风格，密切了新文学与农民的关系，填补了“五四”以来新文学在某些方面的空白，开创了我国乡土文学的新时代，开启了我国大众化文学的新纪元，成为解放区文学的方向和代表，描写农村生活的“铁笔”“圣手”，为我国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张丽军：乡土文学是中国文学书写的重心所在。“坚实的大地”是中国当代文学书写的审美中心。在这方面有许多当代******作品，赵树理的《三里湾》、孙犁的《风云初记》、柳青的《创业史》、路遥的《平凡的******》等众多名篇佳作都蕴含着“坚实的大地”，有一种浓厚的乡土情怀。

高明：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引发了乡村的巨大震荡，乡村变革随即面临一系列难题，而中国的脊梁人物一一乡村建设的先贤粱漱溟、费孝通和卢作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彭湃、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一一都自觉地投身这一历史巨变的过程。他们带着“中国向何处去”的总论题，积极地探索中国乡村的出路。在这一脉络中，赵树理占据了不容忽视的位置。虽然赵树理的声名主要来自他的文学成就，但作为中国乡村问题持久的关注者、参与者，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王俊虎、范静：解放区以赵树理等为代表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也成为文艺大众化***有力的支撑部分。从创作过程来看，工农兵群众对延安文艺的参与建构是延安时期创作风格大众化版图中重要的一个方面，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工农兵群众从单纯的接受者到创造者的转变。

（5）关于革命

李国华：赵树理作为“革命队伍中人”，他***关心的是农民在革命中和革命后如何安身立命的问题。他对一个农民何以走上革命道路，又能为革命提供怎样一些有意义的面向，是有精到和高明的理解的，而且他通过小说做了很好的表达。我认为，赵树理要表达的意思是，革命不仅是为农民的，而且也就是农民的，革命不是外在的，而是农民内心想要的。同时，赵树理还通过他的小说表达，在一个具体的农村社会中，不同的农民有不同的利益和权力诉求，有的是因为土地财产问题，有的是因为爱情婚姻问题，有的是因为生存和尊严问题，各不一样，但都追求一个“说理”的******。也就是说，在赵树理看来，农民因为天性好“说理”而与现代政党政治引导的革命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是渴望从既有的社会组织中解放出来，并在未来的社会组织中真正解放和发展自己的。那些对“农民”和“革命”的关系作出负面理解的人，对赵树理无疑是相当隔膜的。

李静：“二流子”作为边缘群体在中国社会其实由来已久，赵树理作为山药蛋派作家，作品多关注底层人民的生活，小说中塑造了多个“二流子”形象。赵树理关于“二流子”沦落成因的挖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对农村问题的暴露和新的改革经验的探索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文学化借鉴。此外，赵树理关于“二流子”及其改造的文学书写具有改造国民性的文学史意义。 

吴都保：重读“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中间人物”的物质自利行为让我们再次感受到“物质”在农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及农业合作化运动在“物质”领域赋予农民希望的理想。作为历史的见证者，作家在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伦理场域，通过农民日常行为及家庭关系的描写，为我们提供了理性和感性两种不同的历史真实，这就是赵树理、柳青等作家一直强调自己“作家”身份的主要原因。

（6）关于劳动
李国华：***近10年，在文学领域讨论“劳动”的问题，似乎是有一些热门的。在赵树理的时代，作家不是被卷入了农工******，而是被农工******生产出来，作家叙述“劳动”时也往往产生对于直接从事农工劳动的人物形象的历史崇高感。赵树理《福贵》的内在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关于“劳动”的文学形式问题，即表面上小说像是一个社会调查报告，通过挖福贵的穷根来梳理福贵贫穷的根源和骂名的来历，教育读者不要形而上学地认为福贵是坏蛋，实际上则像是一篇社会学论文，通过讲故事的方式，阐明了特定的“劳动”观念形态下的人群对人类谋生行为的伦理问责倾向。
刘卫国：在赵树理的作品中，存在着不少关于算账细节的描写。这些算账书写与其作品想表达的斗争、妇女动员、经济生产等主题密切相关，从这些算账书写中不难发现，赵树理懂得劳动价值，具有朴素的商品经济观念，尊重市场法则，在无意中触摸到“帕累托***优”的经济学原理。赵树理的这些经济观念，以前未能被揭示过，从这些经济观念，我们不仅可以加深对赵树理作品主题的认识，也可以加深对赵树理思想格局的认识。

章毅诚：《三里湾》中的合作化进程和生产时间是一种“模范”的时间性。赵树理写《三里湾》的时候，“模范”这种提法相当流行。虽然赵树理的《三里湾》这部作品属于虚构写作，但是小说中的模范具有很明显的普遍性：三里湾就是个“模范村”，村子里的“模范人物”也不少。从“时间与小说”“《三里湾》的三张画”等方面对《三里湾》进行分析，赵树理所理解的模范不但把当时政治经济学的合作化问题与虚构写作的实践联合在一起，而且，某个程度上，赵树理通过“模范的时间性”这个概念把农业生产与文艺工作放在一个辩证法的层面。

（7）关于女性解放

黄锐杰：1943年中共的“四三决定”以单一的生产取向取代了此前妇女解放工作中的“多元性妇女解放运动”，甚至在妇女通过生产社会化之后进一步要求妇女回到家庭。社会化之后还要回到家庭,妇女还如何“翻身”？在《孟祥英翻身》中,赵树理将“翻身”与“生产”联系了起来。与孔厥不同，赵树理通过开放式结尾强硬地将孟祥英拉回到了家庭之中，他期待的是“生产”带来的******正义与家庭正义之间的贯通。

马婧璇：通过对赵树理笔下女性形象的研究，深入了解农村女性的解放进程。选取封建女性、自由女性和富有创新意义的懒惰女性三个作者所书写的典型形象进行分析，并从“角色转变”“恋爱模式转变”两个角度探究赵树理笔下的女性群像。

郭霞：在对农村生活长期的体验与观察中，赵树理形成了对女性问题的一种见解，这种观念表现到他的作品中，便产生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色的女性形象。针对五四时期曾被热烈讨论的“娜拉”问题，赵树理通过孟祥英、金桂等为代表的女性形象，意在指出，女性通过积极投身于劳动生产，从而进入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为自身的真正解放奠定***为牢靠的基础，可以说做出了一种具有方向性意义的回应。

张琳幸：赵树理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跟随时代变革的洪流，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女性解放的历程，女性在政治上获得了一定的权力，能够进入社会公共事务、和男性争取“同工同酬”的权利。

（8）关于戏曲、曲艺

刘勇、张悦：赵树理的创作生涯中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他长期待在晋城老家，从小就观看戏台上演的《杨家将》等各种民间故事。过去我们常常以为，正是这样的经历造就了赵树理深受群众喜欢的语言表达和炉火纯青的民间艺术形式，但笔者认为，这种生活体验赋予赵树理更多的、影响更深的，不是艺术表达的通俗化，而是塑造了他创作生命的核心价值，民间故事中精忠报国、为国效力的精神传统使得他背负上了文学创作的使命——用小说去解决问题，赵树理不仅是带着乐趣来创作的，他是带着使命来创作的。他的作品不是单纯的迎合农民和适应农民，而是同鲁迅等那代作家一样，承担着启发农民、解决农村问题也就是中国的社会问题这样的强烈的社会责任。

刘成才：戏曲是赵树理文艺实践与审美思维核心，赵树理戏曲切合了现代中国重塑民众革命认同的现代进程，在更高维度上融合传统与现代，体现了乡土中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中的文艺自觉。赵树理戏曲赋予人情伦理以政治感，在政治维度上提升日常生活，有效地阐释当代生活进而获得戏曲自身现代性。赵树理用戏曲为社会主义乡村注入现代意义，以社会主义理念融合传统与现代，试图在启蒙基础上实现农民“生活歌舞化”的社会主义乡村文化理想。

韩毓海：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从源头和根本上说，文化与文艺，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赵树理，他既是一个戏迷，更集山西上党梆子的编剧、演员于一身。

程伟：赵树理对传统艺术形式尊重通过对旧戏改革折射了出来，他渴求保存住传统旧戏的艺术形式，增进其符合时代的新内容，以适应时局的发展，但其对于“新人”理解上的偏差让其陷入了创作的困境。“新人”不是从民间而来的对于“自然人”的再现，而是官方意识形态在文艺上的对“新人”要求的显现，这种显现可以脱离赵树理所认知的实际情况，赵树理对于意识形态上对“新人”的诉求是迷惘的，尽管他竭尽全力深入生活去寻找“新人”，但始终也无法对接上意识形态之榫。

崔凯：新中国成立初期，文艺界发起了一场对旧艺人的改造活动，老舍、赵树理等诸多文学名家参加了这次活动，“改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帮助民间艺人提高思想水平和艺术境界，从旧艺人转变为新文艺工作者，以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将散落于全国各地的几百种民间说唱统一称之为“曲艺艺术”。经过对旧艺人脱胎换骨的改造，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专业曲艺团体，一场说新唱新运动蓬勃兴起，涌现出一大批******的曲艺名家，创作出无数歌颂党、歌颂新中国和歌颂工农兵英雄人物的新说唱作品——曲艺，曲艺从此登堂入室，从民间玩意儿发展成了民族艺术。

（9）赵树理与他的同时代人

赵树理与丁玲

罗岗：丁玲的可贵之处在于，她经过“延安文艺”的改造乃至参与了“延安文艺”和“当代文学”的创制，但她作为一个“透彻地思考文学生产条件”的作家，意识到从“延安文艺”到“当代文学”，始终伴随着“工作重点由乡村转移到城市”。从这个角度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东西总布胡同之争”，可以理解为赵树理的“农村经验”与丁玲的“城市记忆”围绕“当代文学体制”的建立而展开的博弈。从“太行山文艺界”和“太行山新华书店”之间的矛盾，到“东西总布胡同之争”，应该有更深刻的意涵和更宏大的脉络。离开了这一宏观的背景，既不能理解赵树理在20世纪50年代初看似固执的坚持与自信，也很难把握丁玲在20世纪50年代初所写的一系列文章的针对性。

路杨：“翻心”作为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在土改运动中的工作重心与创作主题，触及的是经济“翻身”与农民革命主体性的问题。以边区群众文艺运动作为经验基础和组织形式，土改文艺工作构建出了一种有机的教化关系与“诉苦—翻身—斗争”想象，但也暗含了某种“去主体”的危机。丁玲、赵树理的写作直面运动中的激进化问题，写出了“变天思想”与小农经济下的利益观念和实际理性的难以翻新。这揭示出“斗争”或“革命”其实是与“劳动”或“生产”相对立的实践方式，存在价值与伦理层面的根本差别，涉及脱离了土地和劳动的翻身者如何建立主体性的问题。

赵树理与周立波

孟繁华：周立波的创作，由于个人文学修养的内在制约和他对文学创作规律认识的自觉，在那个时代，他是在努力地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他既不是走赵树理及“山药蛋”派作家的纯粹“本土化”，在内容和形式上完全认同于“老百姓”口味的道路，也区别于柳青及“陕西派”作家以理想主义的方式，努力塑造和描写新人新事的道路。他是在赵树理和柳青之间寻找到“第三条道路”，即在努力反映农村新时代生活和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也注重对地域风俗风情、山光水色的描绘，注重对日常生活画卷的着意状写，注重对现实生活人物的真实刻画。也正因为如此，周立波成为现代“乡土文学”和当代“农村题材”之间的一个作家。

赵树理与柳青

王干：和那些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创作以传奇话本为路径不同，新中国成立初年的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回避传奇色彩，而是继承了1942年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的文学传统，尤其继承了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等创立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注重深入生活，反映当下生活的******动态，在叙述上，常常用口语甚至使用方言，放弃了五四以来形成的“文艺腔”，出现了柳青的《创业史》、周立波的《山乡巨变》、赵树理的《三里湾》、王汶石的《风雪之夜》、孙犁的《铁木前传》等描写现实生活的或厚重或清新的******小说。

孟繁华：随着文化场域的不断变化，对《创业史》的评价也越来越接近小说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与柳青命运完全不同的是赵树理。在20世纪文学的历史叙事中，赵树理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他是成功实践《讲话》、遵循“革命现实主义”创造原则的作家，“赵树理方向”被肯定为所有作家都应该学习和坚持的方向；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又屡屡遭到批评/肯定的反复过程。这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对赵树理本人来讲是痛苦和不幸的，但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而言，赵树理的遭遇恰恰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复杂性、矛盾性和不确定性。

赵树理与孙犁

宫立：孙犁的书信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比如孙犁1946年9月1日给康濯信中的“据所读《李有才板话》印象，确是一条道路，我特别感觉好的，是作者对人物环境从经济上的严格划分，以具现其行动感情。而我常常是混合了阶级感情来赋予人物，太不应该。”

赵树理与马烽

刘芳坤、田瑾瑜：马烽与赵树理同属于“山药蛋派”，但两人在文艺方向的确认上走的却是不同的道路。两人在认识通俗化创作道路的过程中有颇为相似的经历，即读书读报时村民们听不懂。这一经历使两人都感受到了知识分子的书面语言与农民之间的巨大隔阂，不同之处在于对赵树理来说这是启发性的，对于马烽来说却是论证性的。

（10）赵树理与后来人

赵树理与莫言

刘旭：莫言和赵树理文学的深层结构的相合之处，即在于对中国乡村伦理的深刻认识及不变地坚守，都表现出对农民的苦难命运的深刻同情及对无为式存在的向往。莫言甚至暗含了农民是永恒的被压迫者的寓言化结局，进而又以道家的“无为而不为”赋予人民无限的生机。可以说，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方式，是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方向。我们的文学创作应该坚持东方的儒道文化与乡村伦理结合，既照顾弱势群体反思权力之害，又要表现超人类中心主义的大智慧，避免西方式的功利本质的理性化造成的各种盲点，以中国的传统文学传统文化为主体，吸收西方的某些方法和理念，建构出真正的东方人的东方，而非东方主义的东方。

赵树理与贾平凹

陈晓明：贾平凹设想通过带灯这个形象，写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问题，肯定党和政府所作出的努力。这部作品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赵树理和柳青的传统，在揭示问题和寻求中国农村发展道路方面，贾平凹也要做出他的新尝试。

赵树理与高晓声

杨联芬：1980年以来，高晓声创作主要被置于与鲁迅或赵树理的对比中进行阐释，由此确定其文学史地位。从描写农民精神创伤并揭示其现实根源的犀利叙述看，高晓声小说确有几分“鲁迅风”；其秉持良知从常识出发揭露“三农”问题，刻画生动的农民形象，则有点像赵树理。

赵树理与余华

程艳楠：赵树理与余华分别在40年代和80年代创作了同名主人公（福贵）的农民题材小说。作家是时代的儿子，每个人都不能超越时代创作。赵树理受时代的影响，看到了个人命运在时代变化中的转变。而余华既看到了时代对个人命运的影响，又重点表现了生命对于苦难的巨大承受能力，表现了生命的坚韧。余华的《活着》由于所要表现的思想主题具有人类普遍性，所以更能引起全******读者的共鸣和欢迎。但是，文学批评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正是赵树理笔耕不辍，创作了众多反映时代风貌并且与政治观念不谋而合的作品，才能在政治宣传下有效地传播启蒙思想，使得新文学真正实现了民族化、大众化的理想。

赵树理与贺享雍

贺仲明：《乡村志》内涵虽然有所差异，却共同地指向乡土文学回归乡村的基本方向——具体说，就是“为乡村写，写乡村，以及写给乡村人看”。在文学与乡村关系方面，贺享雍的《乡村志》是茅盾——赵树理——“十七年”乡土文学创作传统的回归。

（二）对赵树理经典作品的细读新解

（1）关于《小二黑结婚》

刘勇、张悦：作为一个解放区作家，赵树理******的价值在于他******意识到一个看似平常、但却令人震惊的问题：这就是即使在迎来“解放”的“解放区”，即使已经有了红色政权，人民已经当家作主，竟然包办婚姻依然大行其道，双方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仍然那样理直气壮！这是很多人都感受到和认识到的问题，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以为这很自然，在这个问题上恰恰说明封建思想意识的根深蒂固。赵树理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鲁迅的《伤逝》等小说深刻说明了封建思想意识不会因为一场新文化运动而消亡，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等作品再次说明了，千百年来的封建思想甚至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消失。这正是赵树理“问题小说”***深刻的价值。包办婚姻在当下已经成为过去的话题，但从鲁迅到赵树理，他们对于封建思想意识顽固性的执着的揭示和批判，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现实的意义。这是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赵树理不能忽视的问题。

杜学文：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政权的确立，文学创作中的劳动者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也因此而成为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小二黑结婚》中，由于人民政权的存在，使小二黑、小芹这样的青年有了追求自身价值的社会条件——不论是个人的爱情婚姻，还是民族的独立自主等等。

任一江：早在1943年，解放区作家赵树理创作的《小二黑结婚》就反映出制度对于人们合理婚姻权保护的趋向。尽管受到封建家庭家长的百般阻挠，但在民主政权的制度保障下，小芹和小二黑能够通过自由恋爱结为夫妇。其后在他1950年所写的《登记》中，人们同样能够从婚姻登记事件中看到制度对社会秩序的保护以及对权力的限制。赵树理的作品让人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秩序在******制度的保障下，从农村社会生根发芽。

朱康:赵树理将其自1941年开始明确推动的文艺通俗化运动视作“文化大众化”的主要道路，视作新启蒙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由此实现“文化大众化”的“新启蒙”。这一“启蒙”之所以是“新”的，是因为相对于五四“启蒙”诉诸于人的觉醒而言，这一“启蒙”在人的觉醒之上，诉诸于大众的意识，诉诸于大众作为大众的意识，进而在现实生活中建立一个新的伦理******。“文化大众化”不仅意味着文化成为大众的文化，而且意味着，大众通过文化成为大众本身。《小二黑结婚》正是赵树理的通俗化实践的一个产物，它是一个通俗故事，更是一个新启蒙故事。这个新的伦理******，其一端是自然，另外一端是法。

（2）关于《三里湾》

白烨：对农村生活十分熟稔的赵树理，在《三里湾》的写作中充分发挥了自己熟悉生活、了解农民的艺术特长，作品把创办农业合作社的矛盾与斗争作为背景，而把主要笔墨放在人际关系的矛盾纠葛与家庭内部的观念冲突上，通过微波细澜的日常生活，来表现新的时代带来的人际关系的变动、人们心理的异动，及其碰撞与摩擦中的磨合与调整。

孟繁华：《三里湾》是******部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长篇小说，也被认为是“我国***早和较大规模地反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部******作品”。在艺术上，小说注意运用传统的民间说书手法并加以改造，通过完整连贯的故事情节展开人物性格，语言机智幽默，表达了作家对民族化、大众化道路的一贯坚持。

贺桂梅：经由赵树理******乡村经验和文学实践自觉意识的经典文本《三里湾》的生成过程，来讨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文学上的具体呈现。在这里，“民间形式”指涉的是乡村农民生活中那些还“活着”的口传文艺形态、乡村社会伦理与乡土中国的文化逻辑，“社会主义”如何与这些“活传统”建立并联并转化为一种新的文艺样态，这些构成了赵树理文学创作的核心问题。这样看来，《三里湾》也是讨论民族形式问题与“民间形式”关系这一面向时涵盖面***宽、意义***丰富的文本。

钱思衡：《三里湾》是赵树理为了响应上级号召，配合农村互助合作工作的开展、扩大而创作出的作品，为响应这一主题，《三里湾》中的风景也呈现出独特的姿态。这些风景蕴含了大量的政治隐喻，作为权力象征的旗杆院，作为社会主义风景展现的“三张画”，还有始终在场的劳动者——人。这些风景的设置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者对时代的认知和自身的倾向，从这一立场，能进一步挖掘出隐藏在文本表面之下的深层含义。

李玲：“幼者本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理念，其核心精神是解放青年、颠覆“长者本位”的孝道传统。赵树理创作继承了这一伦理反叛精神，从而奠定了其创作的现代性特质；赵树理在继承这一精神的同时，又赋予其不同于“五四”新文化精神的时代特色，从而展示了其现代性路径的另一种特色。

赵栋栋：《三里湾》是赵树理尝试思考和书写中国传统乡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这种政治语境发展路向问题的小说，其中包含了作为“共同体”的中国乡村现实和之后发展理想两个层面的问题，因此其历史内蕴是丰富的。“三里湾”作为一个传统空间，其具有自身的历史性，同时又被放置在“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大语境之中，这其实是赵树理对本身具有自然性的村庄在遭遇非自然性的外部风云之时，它们如何保持自身独特性，又同时相互包容的思考。赵树理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传统”和“现代”遭遇时，双方如何相处的问题。

（3）关于《“锻炼锻炼”》

朱康：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自其产生之日起就常被归于“短篇小说”，但赵树理本人却鲜少赋予其这一来自西方文类学的名称。在写作长篇评书《灵泉洞》的间隙里完成的《“锻炼锻炼”》，呈现的是赵树理“自称特色的文体或体裁”。在赵树理那里，《“锻炼锻炼”》是对《李有才板话》的继承与接续，属“散韵结合，有说有唱”的“板话”这一赵树理自创的文类。与《李有才板话》不同的是，《“锻炼锻炼”》不仅说着“作快板的话”，而且用其话确定了“快板”的表达限度。

赵勇：赵树理的短篇小说《“锻炼锻炼”》自1958年发表以来，其接受与解读经历了两个阶段的戏剧性变化。******阶段，上世纪50年代，肯定者赞美其如实反映了人民内部矛盾，否定者批判其歪曲现实，污蔑干部。这种争议无论对错，都是政治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之下的产物，而正方的胜利，也并不意味着对反方问题的彻底删除。第二阶段（1980年代－1990年代），经董大中与陈思和重新解读，该小说的“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被开掘出来，武养的观点也得以反转。此为民间意识形态阐释框架之功，也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价值立场，但此种解读似有过度阐释之嫌。赵树理小说中的“深层逻辑”和“潜在话语”不在小说文本之内，而在文学场域之外。又因赵树理对现实重大问题的言说往往内外有别，“直谏”式话语也就无法直接进入小说内部的“深层逻辑”之中，演变为“潜在话语”。
  胡文曦：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唤的主体不同于传统乡村伦理道德所提倡的“能人”或“好人”，所呼唤的主体要能够适应“革命之后”时代的两个特征，既能适应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又能适应******机器的治理。但是这样现代化的生产要求如何下达到基层社会，又内化为人民将“劳动”的想象与“集体”相结合便是接下来存在的问题。在《“锻炼锻炼”》之前的《三里湾》中，赵树理以传统民间的家庭伦理情感来推动和感召旧式妇女，使她们放弃了小私有者的发家梦想加入到合作化进程中来。这本身已经暗示了新型劳动形态的内部危机。而《“锻炼锻炼”》这种矛盾表现得更加突出。“旧”的干部在抗日及土改时继承下来的德行政治已然失效，“新”干部与社员的关系成了问题的焦点。“小腿疼”“吃不饱”这些“落后妇女”的思想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杨小四这一种新型干部的产生而得以根本性解决？甚至于新型干部所代表的理性化、专业化管理方式是否还能与“德行政治”相结合以召唤出新政权需要的新人？赵树理在这部小说里留下了更深的疑问。

王阁娟：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共产主义的理想和农民的自身利益不能重合，当正当的利益不能满足的时候，劳动的积极性自然不高，***后不得不发展成为一种强制性的东西。所以说问题不在“落后”的农民身上，也不是因为干部的无能，根本的原因也许就在当时的政治政策上。

刘旭：赵树理的写作从来不是以自娱为目的，从《三里湾》到《“锻炼锻炼”》的思考，表现出他的“乌托邦”之“近”与意义之“远”，他拒绝抽象的文字游戏，心系乡村的存在于发展，又不乏指向全民族乃至全人类向度的思考，应该说，赵树理给作家和其他文人树立了一个真正的体察式的思考和代言模式，而不是自说自话和自我满足。

（4）关于《邪不压正》

令狐兆鹏：《邪不压正》是一部精致而复杂的艺术品，无论叙事聚焦的选择，人物形象的刻画，还是谋篇布局的设计，无不体现赵树理独到的艺术眼光。《邪不压正》是反映土改这一历史进程的一面镜子，它写出了土改面临的危机，左倾冒进伤害了中农的利益，混入革命队伍的坏干部败坏了党的名声；但也写出了*********的自我清洁，通过整党运动，土改终于走出了危机。

（5）关于《传家宝》

吴晓佳：赵树理在其小说《传家宝》中通过“算账”书写，生动地呈现了妇女解放如何在“劳动”的神圣化层面与革命理念和实践相契合，并由“算账”达成了“说理”，同时在公、私两个层面论述：妇女重新回到公共劳动领域以及获得土地使用权，正是超越现代个人主义和启蒙主义框架下的妇女解放模式（即要么在家庭中受压制，要么走出家庭）的第三条道路。

（三）对赵树理文学精神的学习传承

铁凝：人民，既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中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的“剧作者”。从赵树理、柳青到路遥、贾大山，新中国一代又一代作家艺术家以高度的自觉、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和执着在人民中间扎下生命和艺术的根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70年来不断涌现着当之无愧的人民作家、人民艺术家。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文艺创造力前所未有地尽情迸发，深刻改变了传统的文艺生产和传播形态。

李晓晨：新中国的文学，是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学。从赵树理、柳青到路遥、贾大山，一代代作家以自己的人生和创作证明着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

周明：赵树理的创作不是先有了个什么主题，而后再下乡去搜集素材，挖空心思地去编织作品。他下乡首先想到的是和农民“共事”，即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商议，用行动去和农民兄弟一起改变农村面貌。他把自己看作是农民中的一员，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干农民所干的活，所以他的许多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的诞生，大都是从实际生活中有感而发、有的放矢的。赵树理也曾多次说，如果作者对某件事、某个人物并不感动，要写出感动别人的作品是不可能的。相反，要是你深受感动的事，甚至到了非写不可的程度，那时你写出来，就很有可能是感人之作、成功之作。

赵勇：赵树理对写作的理解、对人物的体悟，其实更是深深植根于传统民间文化之中，植根于“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的姜斋语录之中，这是他能把人写好写活的关键所在，也是今天的作家特别值得向他学习的地方。

闫晶明：当代文学史上，许多******作品都体现在直接回应了当时的社会主题，同时又很好的实现了小说性。比如《三里湾》《暴风骤雨》《创业史》，这些作品都有当时社会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作家有能力把火热的现实生活和情感表达结合在一起，创作出一个个经典作品，这就是他们成为大作家很重要的一条。  

2020年5月21日